[76]否则，会在一定程度上封闭立法自我纠正的空间，并造成立法自我纠正与司法公信力之间的制度性冲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再往前追溯至新中国成立以来60多年我国宪法制度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宪法与国家前途、人民命运息息相关。健全保证宪法全面实施的制度体系，必须坚持宪法规定、宪法原则、宪法精神全面贯彻，坚持宪法实施、宪法解释、宪法监督系统推进，统筹推进法律规范体系、法治实施体系、法治监督体系、法治保障体系和党内法规体系建设，确保宪法得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

我国宪法是我们党领导人民长期奋斗的结果。二是党对宪法工作的领导是全面领导，是全覆盖、无遗漏的领导，凡是具有宪法工作性质的宪法行为，都必须纳入党的领导之下。合宪性审查工作是提升宪法实施工作效率的重要制度保证合宪性审查是对基于宪法规定、原则和精神产生的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履行宪法职权职责的行为，以及对作为上述履职行为形成的法律法规规章等规范性法律文件是否符合宪法的要求进行一致性或不相抵触的制度性审查，及时发现违宪问题并予以纠正，从而维护宪法权威，保证宪法的规定、原则和精神得到尊重、遵守和适用。党组织和党员本身不能等同于作为整体的中国共产党。通过提升宪法实施工作的效率来发挥宪法在治国理政中的基础性制度保障作用，必须在全社会成员中形成高度的宪法自觉，让宪法成为人们内心尊崇的最高行为准则。

宪法工作作为一项描述宪法实践活动的术语，是与履行宪法上的职权职务密切相关的，通常被用来指称具有宪法上赋予职权职责的国家机关或者国家工作人员履行宪法职权职责的行为。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深化依法治国实践的一项最重要措施就是：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维护宪法权威。章志远提出制定统一的行政编制法行政调查法行政申诉法等分属行政组织法编、活动法编、救济法编的编纂任务。

近代法制转型以来，法典化仍是法治建设的重要目标。所以，适度法典化或曰适度体系化在篇幅上的标准实则具有较大弹性。何况，法典编纂本义还包括对既有规定进行修改(含微调、更新、增补、删除等)，而非直接沿用既有规定。 5.跨板块的法典化思路 如果更加聚焦于对象事项，还可进行跨板块的法典编纂。

 (二)党内法规法典化的重要价值 历史上，法典化倡议往往首先以一种理论言说的形式出现，例如从13世纪起展开的欧洲大陆习惯法成文化和统一化，最初是私人(具有深厚罗马法知识的学者或者行政长官)完成的作品，(20)因而容易被视为一种理性的自负专家的妄想。其次，适度法典化主张对法典之外的单行法也应尽量进行体系化整合，而非保持分散立法现状。

首先，适度法典化是指对调整某个领域社会关系的法规范采用法典与单行法并行的模式，其中，对基本原则、基本制度、普通亚部门制度等内容进行编纂，同时保留特定亚部门的单行法，而不求面面俱到的单一法典模式。欧爱民、李政洋：《党内法规构成行政法渊源——以新时代二元法治规范体系为分析视角》，载《上海政法学院学报(法治论丛)》2020年第5期。关于文件造规的成因分析和功能收缩，参见宋功德：《党规之治：党内法规一般原理》，法律出版社2021年版，第830-851页。 按照党的二十大修改后的党章以及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具有根本性、长期性、稳定性(在此基础上才是不断丰富和发展)，而依规治党思想是其重要组成部分。

 三、以适度体系型法典模式为当下选择 法典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其实，党规虽非国法，但也是一种特殊的法，正如法规条例等词非为国法专用，法典一词也并非只能用于国法。 ⑧参见孟涛：《论党内法规的法典化》，载《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22年第2期。笔者认为，法典化的党内法规使用专门名称，无疑更具标志性。

(2)在具体规则上，比如对于问责情形，《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规定》写了阻挠、干涉安全生产监管执法或者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工作的，《地方党政领导干部食品安全责任制规定》写了违规插手、干预食品安全事故依法处理和食品安全违法犯罪案件处理的，而这两种情形有交叉重叠的部分，也有相互未涵盖的部分，本该都列入问责情形。所以，编纂党的组织机构法典，可从起草总则开始。

虽不能说各个部门或领域的成文法的最终归宿都是法典，但总体上看，法典化是人类法治文明的最重要成果，也是现代国家走向法治之路的最佳选择之一。其客观可行性在于管党治党制度体系已更加成熟定型，具备较长时期的稳定性和延续性。

(31)党内法规法典化在一定意义上就是要通过法典编纂，巩固和发展新时代党的建设领域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成果，使之在未来较长时期内都能持续发挥作用，进一步增强全党团结统一。 (21)参见林华：《通过依法执政实现依法行政的制度逻辑》，载《政法论坛》2020年第6期。 (31)《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6页。 (二)编纂的方向和思路 按党内法规体系的1+4基本框架，在四大板块之内以及跨板块之间如何进行法典化，笔者提出一些基本方向和初步思路。 (15)截至2022年6月，全党现行有效党内法规共3718部。因此，中央纪委在制定发布一些应急的单项党纪处分规定的同时，于1988年3月开始起草《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试行)》，经反复征求意见和研究修改，将以前的零散规定加以集中、修订，对一些新出现的情况作出规定。

 (12)封丽霞：《法典编纂论—— 一个比较法的视角》，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页。 (50)马怀德：《行政基本法典模式、内容与框架》，载《政法论坛》2022年第3期。

(16)在如此庞大体量的制度体系中，无论是对现行党内法规进一步协调和完善，还是以有关规范性文件为基础制定、修订党内法规，(17)都要求开展更高程度和水平的体系化工作。在自治型法治中，规范的制定与适用截然分离，立法机关和法学家群体主导着规范的制定权，法官只做解释和适用工作，这种法治类型适用于人们可以较为容易地就外部效应、识别行为人、确定利益、表达偏好、分配责任等达成共识的治理领域，例如犯罪治理，需以体系型法典来调控。

 第二，更好保障依法治国。 (24)参见封丽霞：《法典编纂论——一个比较法的视角》，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44-245页。

   不难看出，有些党内法规修改次数多一点，有些修改次数少一点。适度法典化模式一般适用于牵涉面很广的法律部门，例如一般认为行政法不可能像民法那样实现高度法典化，所以立法部门的说法是行政基本法典而非行政法典。经过上述法典化、解法典化和再法典化的曲折历程，学术界慢慢达成了共识：治国理政的比较好的法治模式是法典与法律，综合法与单行法，基础法与专门法的结合，共同组成一个比较系统完备的法律体系。参见石佳友：《解码法典化：基于比较法的全景式观察》，载《比较法研究》2020年第4期。

①在实践中，有观点主张：一部民法典解决了多少问题，而目前一个问题有多个党内法规，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为什么不能学学民法典呢？②在理论界，宋功德提出进一步增强制度的集成性集约性目标，并指出其重要途径就是探索通过法典化等形式。 (61)参见宋功德：《党规之治：党内法规一般原理》，法律出版社2021年版，第794页。

⑤薛刚凌较早从法典化的角度提出党的组织法体系化构想。进入专题： 党内法规 。

 2.党的领导法规板块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制定了不少领导法规，推动党的领导制度化法治化达到新高度。 (38)《就〈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试行)〉的发布实施中纪委负责人答记者问》，载《人民日报》1997年4月1日，第4版。

 (54)薛刚凌提出制定税法典、教育法典、卫生法典等专门行政法典，亦采总则加分则的模式进行开放式立法。 如果把党组织的产生、组成、权责等作为党的组织机构法典第一层级框架结构，则产生这一编就是统一的选举工作条例。 3.党的自身建设法规板块 党的自身建设法规在数量上非常多，有必要分领域研究制定若干龙头性条例，例如纪律条例等，作为对相关领域予以全面规范的一般法。 ①中共中央办公厅法规局编著：《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及相关规定释义》，法律出版社2020年版，第115页。

分步走具体又分两步走三步走，视各自具体情况而定。 (53)参见江必新、曹梦娇：《行政法的体系化建构》，载《民主与法制》2021年第47期。

英文、法文code一词也不带法的词根。对比这两条规定就会产生一个疑问：《问责条例》规定的组织调整具体指什么措施？又如，《组织处理规定(试行)》第7条在诫勉之前规定了批评教育责令检查。

 ③宋功德：《党规之治的自信与理性》，载《党内法规研究》2022年第1期。(30)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就是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管党治党。